在地方上，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，明皇还设置了巡检司，负责把关盘查、缉捕盗贼、盘诘伪。　1370年，明皇下令设科取士，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，不过写法或偶或散，无定规。某些野史记载，明皇生贫寒，并且早年过和尚，所以十分忌讳“光”、“秃”等字，就连“僧”也不喜，甚至连和“僧”读音差不多的“生”也同样厌恶；他曾参加过红巾军，因此不喜别人说“贼”、“寇”连和贼读音相近的“则”也厌恶。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，此类记载多为不实。明皇从未忌讳谈及自己曾为和尚，《大明皇陵碑》及明太祖御笔诗文等都大谈少年时和尚的事迹。野史称明皇忌讳“光”“秃”“僧”“生”等字，缺乏一定的可信度。

所设立的文规范，有“二名不偏讳，嫌名不讳”“除凶恶字样以外，无其他应避忌讳”的规则，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，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，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。

如上文提到的徐一夔，在野史中记载为明皇所杀。但是据《杭府志。职官表》和《杭州府志。古今守令表》，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；徐一夔所写的《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》，其日期为建文元年。因此“明皇因文字而杀徐一夔”为误。

以上关于“文字狱”的记录，不见于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等较正式的史书。经王瑜、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，大多为不实记载。

对待“级教师”（国学官），明皇的标准更了，除了关注国计民生，还要备参政议政的素质。呵呵，可以想见，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，尤其整天在明皇底下晃悠的国学官们，日真是如履薄冰呀！

九年（1376年）六月，山东日照县知县亮任职考满，京觐见皇帝，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“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”针对这个鉴定，明皇的批示是：农桑乃衣之本，学校是风化之源，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却长于督运，这是他的职责吗？结果，那位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“黜降”了。

野史记载僧来复（见心）的《应制诗》中有诗句怒明皇，被斩。然而考证《补续僧传》《继灯录》，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，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，告发者为僧智聪。（所谓怒明皇的《应制诗》，其实收录于《皇明雅颂》，颇得赏识。）

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，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，实情是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，字数一万多，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，设立了文规矩。

编辑本段抓教育

酷刑。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，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，工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。

明皇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，元朝之所以灭亡，除了统治者本的素质以外，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。因此，一登上皇位，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制措施，兴建学校，选学官，并持把“教育工作”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。为了选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，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，考生只能据指定的观答卷，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。答卷的文，必须分成八个分，称为“八文”

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。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，退朝之后，明皇召儒臣谈论治国之，大家畅所言，只有国学官李思迪和懿沉默不语。明皇极不兴，把他们给贬了。之后，在下发给国监的“通报”中说：为人师，应该“模范其志，竭中所有，发世之良能，不隐而训…”李思迪和懿，草野，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是，皇帝这么虚心请教，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，对皇帝尚且如此，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