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官婢与私婢不同，他们几乎完全是消费者。内及设于城内的官署，都用官婢服役，大官如尚书、诗中，更特赐妙年貌的官婢伺候，这些都称为“诗史”汉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内，每五天得放一天假，以便回家休息洗沐，因此“侍史”要照料官吏的起居，但不得荐寝。话虽如此，自免不了有许多风韵事。尤其是年轻英俊，风惆悦的富家所集中的“郎署”更为“侍史”向往之地。

再有一是受了欺骗，或受到威胁而被卖的，不妨称为“盗卖”彭越的好朋友栾布，几乎为汉祖丢锅中煮人汤的栾布，就曾“为人略（掠）卖为于燕。”

官婢亦供皇帝赏赐之用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武帝赐方士架大“僮千人”这个“僮”字，不尽指，亦包括婢在内。又《汉书·外戚列传》：“武帝赐其大姊婢三百人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传》：“光武赐东平宪王苍，人官婢五百人。”就这样动辄以数百上千人赏赐，也还有极多的官婢“游戏无事”

《僮约》的第一段叙明缘起：

官婢既为罪人的家属，籍没官，则其人数，必与罪案的多寡，量刑的重轻成正比例。汉文帝时讼简刑清，官婢的人数甚少。据《汉书·贡禹传》所记，文帝的“女不过十余”这虽是有意颂扬圣德，特别说少些，但加十倍，亦不过一百多。到武帝以后，迭兴大狱，特别是“告缉令”中，中人之家，大抵破产，私婢官即为官婢。到了元帝那一代，官婢至十余万人之多，坐耗衣，每年所费达“五、六万万”钱，而早在元帝的父亲宣帝时代，就有“官婢乏衣”的记载，可以想见这些人所加予国库的负担是如何沉重？

私人所有的僮仆则与官婢正好相反，都是生产者，在汉初，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复兴，曾作了绝大的贡献。因为僮仆为主人的生产工，所以不免有压榨劳力的情形，汉朝僮仆的苦况，有一篇文献，可以介绍。

私人买卖的婢以外，还有“官婢”称为“臧获”这个名词有两不同的解释，一是说“臧”与“赃”相通，犯了抄家的罪，其家人女，当作赃一样被没收官，所以称为“臧”“获”者逃亡而被捕获，罚为官婢，称为“获”

这篇文献名为《僮约》，作者叫王褒，字渊，宣帝时到谏议大夫。他是四川人，为司相如以后一个有名的文学家，写有《甘泉》、《萧》等赋。这篇《约》类似目前的杂文，以讽刺的笔调，抨击不合理的现象，但若非当时对待僮仆确有此苛刻的情形，则不致叙文中，所以虽带着“游戏文章”的味，确为写实之作。

这“臧获”“二字，是指明官婢的由来。

婢的买卖，也像买卖鸭那样，不但要看货的好坏，而且也要看供求关系。汉哀帝时，曾特颁禁令，限制婢人数，这样便成了供过于求，婢的价顿减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好比菜市场里把鸭、，以求增加斤两那样，把待价而卖的婢外表，也要修饰一番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今民卖僮者，为之绣衣丝履，”装门面，等一成，绣衣丝履自然归原主收回了。

另一解释，以为“臧”以婢为“获”于杨雄的《法言》，他说：

王渊从成都女杨惠，买夫时髯便了，决卖万五千。

由此可知，当时不但丈夫可以卖妻，妻亦可卖丈夫，卖价是一万五千钱。

“荆、淮、海、岱之间，骂曰臧，骂婢为获。”但是，在河北、山东界之，又有另外说法：“齐之北鄙，燕之南郊，男以婢为妻者，卑之曰臧；女以为夫者，丑之曰获。”何以为臧，何以为获？取义何在，虽未说明，但当时确有这样的称呼，应无可疑。因为杨雄生当汉时，他的《法言》是记实之作。

与富公，以供丧事”这个故事于刘向《说苑》。